中国在芯片和AI领域接连突破,美国靠“拖字诀”应对

导语 中美围绕人工智能展开的战略竞争规模与方式远超美苏太空竞赛,而两国的角力焦点也从单一技术突破转向算力基础设施、芯片供应链等全产业链的多维博弈。 本文从美国智库角度出发,指出大规模资本投入下的算力基础设施是竞争的关键领域,认为美国的管制政策抑制了中国在相关高端领域的发展,关注到管制效应具有复杂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数字经济发展评论 ,作者:数字经济发展评论,原文标题:《中国在芯片和AI领域接连突破,美国靠「拖字诀」应对》


导语


中美围绕人工智能展开的战略竞争规模与方式远超美苏太空竞赛,而两国的角力焦点也从单一技术突破转向算力基础设施、芯片供应链等全产业链的多维博弈。


本文从美国智库角度出发,指出大规模资本投入下的算力基础设施是竞争的关键领域,认为美国的管制政策抑制了中国在相关高端领域的发展,关注到管制效应具有复杂性,其与中国技术进步并非简单线性关系,同时强调中国将半导体等技术视为战略级领域,不会因外部政策调整放弃自主化路径。


作者: Gregory C.Allen|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瓦德瓦尼人工智能中心高级顾问


原文标题: Countering China’s Challenge to American AI Leadership


原文来源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原文编译: 数字经济发展评论


美中人工智能竞争常被比作冷战时期的美苏太空竞赛,这一类比虽有助于凸显其战略重要性,但规模与竞争方式已远超太空竞赛。


巨额投入驱动全球算力建设


阿波罗计划十三年投入约3260亿美元(按今日价格),而到2026年,仅美国五家企业包括,Meta、Alphabet、微软(Microsoft)、亚马逊(Amazon)和甲骨文(Oracle)在人工智能资本开支上的投入预计就将超过4500亿美元。


OpenAI、Anthropic、xAI等公司还将追加数千亿美元。当前人工智能竞争的主体已从政府转向商业部门,且单年投入规模已超过阿波罗计划全部经费。在经济占比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约占美国GDP的1%,亦高于阿波罗计划的0.4%。


如此庞大投入的动力源于对未来市场的强烈预期。DeepMind首席执行官德米斯·哈萨比斯预测,未来五到十年领先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具备人类全部认知能力,人工智能革命在规模与速度上都将超过工业革命。自由市场的巨大动力促使企业持续投资,而实际需求也在迅速增长,据谷歌披露,即便是八年前的人工智能芯片仍在满负荷运转。


大规模投入最突出的成果体现在人工智能计算基础设施上,即部署大量先进AI芯片的数据中心。至2025年3月,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已拥有超过20万片AI芯片,并计划扩展至百万片级别。单片最先进芯片的价格在2.5万至6万美元之间,使得建设一座领先数据中心在芯片上的投入即达数百亿美元。


先进芯片受限影响中国算力


中国专家同样高度重视人工智能芯片的重要性。清华大学2018年的相关研究直接指出,“没有芯片,就没有人工智能”。因此,美国政府限制中国获取最先进AI芯片及制造设备的政策成为其人工智能战略竞争中最具决定性的举措之一。


相关管制始于特朗普政府,并在拜登政府时期进一步强化。尽管执行存在不完善之处,但整体效果显著巩固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优势。


若无拜登时期的芯片出口管制,全球首个百万级AI芯片数据中心可能已由中国建成。算力差距已成为美国最大的战略优势之一。中国科技企业高管普遍表示,先进芯片匮乏是当前面对的最大障碍。2024年7月,DeepSeek首席执行官梁文锋则称,中国企业训练大模型通常需要两到四倍的算力才能达到类似效果。


同样,若非特朗普任期内对半导体制造设备的限制,中国晶圆制造技术可能已接近全球领先水平。中芯国际因无法获得EUV设备多年停留在7纳米节点,2018年的EUV采购订单也因美国政策而受阻。


此外,hw海思在被列入实体清单后无法继续依托台积电等全球代工厂生产高端芯片,其7纳米手机处理器与7纳米AI加速器的迭代因此受阻,产业链布局受到显著影响。


出口管制效应复杂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企业在全球AI芯片市场的优势,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在中国市场的优势。依托国家战略、政府支持和巨大市场,中国企业具备依靠本土规模形成竞争力的能力,不同于依赖出口市场的韩国或中国台湾企业。


出口管制与中国技术进步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中国在未受限制的领域(如光伏、电动车)反而取得更快的发展,而在受限领域表现不一。


在光伏领域,美国甚至在某些阶段支持中国供应链发展,中国最终成为全球主导者。在电动车产业,特斯拉自2018年在中国建立深度供应链后,本土企业的产业能力与规模化亦随之大幅提升。


评估出口管制效果必须考虑全球市场结构、技术复杂性、目标国家技术基础、规则设计、执行力度等多项因素,而不能依赖个别案例得出简单判断。


美国半导体管制在不同领域对中国企业既有抑制效果,也带来间接促进:在2022年之前,中国企业仍可通过设备服务获得先进制程相关技术支持;但在存储芯片和手机芯片设计等领域,一些中国企业确实遭遇明显挫折。


2018年中兴事件令中国高层深受触动,成为推动科技自主可控战略的关键节点。此后,中国企业普遍加速去美化布局。


例如,长江存储在未受直接限制的情况下,于2019年启动大规模“去美化”项目,投入800余名工程师并与本土设备企业深度合作,主要出于对未来潜在限制的担忧。出口管制提高了中国推进自主化的紧迫性,但是否能够加速真正突破仍取决于技术与市场的综合条件。


自主化路径与管制的长期角力


在所有管制措施中,对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的限制仍最具战略意义。相关政策促使中国从追求最先进工艺转向扩大成熟制程产能,降低了美国及盟友在高端芯片上的潜在依赖风险。


同时,全球市场对先进芯片的需求依然旺盛,订单结构从中国转移至美国、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和欧洲。ASML高层在2024年业绩说明会上指出,全球晶圆需求才是设备需求的核心驱动,而非单一国家的采购。


中国不会因美国政策变化而停止推进半导体产业自主可控,但美国可以通过更精细化的管制设计与执行,使中国的突破变得更困难、成本更高。认为开放市场能提升美国企业竞争力或认为管制会刺激中国更快自主化的观点,往往假设中国的战略取向会因美国政策而调整。


但实践表明,中国在光伏、电动车等领域早已无论外部政策如何都坚持自主化路径。极端假设亦可说明这一逻辑:即便能够购买美国最先进核潜艇,中国也不会因此放弃自主研发。半导体制造设备在中国被视为同等级别的战略技术,其重要性体现在大量国家投入、逆向工程以及相关情报活动中。


美国无法通过政策说服中国放弃去美化方向,但能够让这一过程变得更慢、更难、更昂贵。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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